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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澳门新葡萄京网站,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

十一月 10th, 2019  |  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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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我们的努力现在逐渐显露出效果,国家对待语种的认识,基本是按照科学的鉴定来做。但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在少数民族内部,也会产生观念上的分歧。”孙宏开说,一些官员、领导不愿自己的子女去学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更愿意到汉族地区去学汉语、学外语,以获得更高的信息资源。“就个人而言,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面的示范作用。作为本民族的精英,你一边提倡学母语,一边又把子女送出去学习其他语言,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与学者不同,一些官员的觉醒比较晚,有的甚至在退下来之后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孙宏开认识一位怒族的前自治州副州长,现在积极地做着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到处呼吁,求爷爷告奶奶,做怒族语言的保护,记录文献、编纂词典。”

  由此可见,赫哲语使用现状处于濒危状态。赫哲人平常通用汉语,说本民族语的赫哲人已不多见,只有少数几位伊玛堪歌手还在用赫哲语传唱伊玛堪。

  李松梅老家的哈尼族村落,据她介绍,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有的将孩子直接带去,有的是孩子放假时去一两次。“城市对孩子们冲击很大,去了之后就不说哈尼语了,觉得土。我跟他们说哈尼语,他们就用汉语回我。”李松梅说。

走出聚居地后很难保持母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与濒危语言打了几十年交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想引进国外出现的濒危语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但一开始有些人不赞成,公开表态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因为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没人敢反对,我们只能换个说法来开展濒危语言的研究——空白语言调查、新发现语言调查。”孙宏开回忆道,将濒危语言真正提到台面上是在2000年,其背景是国家民委收到了很多呼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提案,随后委托《民族语文》杂志社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来研究这个专题。据说,最初还是不让叫濒危语言,用语言生态问题取而代之,过了两年,上面的领导也主动提起了濒危语言的概念。“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各位学者长期坚持田野调查,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非常熟悉,请介绍一下你们研究的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如何?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所有的受访者还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发达,带来普通话普及。

“濒危语言的问题很复杂,要考虑历史背景、现实状况。有人说,濒危语言要抢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多样性都在消失,所以没有必要去阻止。说到底,语言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它有交际功能,那就保存。不讲母语,会用更有效率的语言,这样做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因此在濒危语言的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黄行的看法是,不要让悲观论裹挟濒危语言现象。“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伴随着多元文明与多样文化,传统社会比较封闭,信息手段只是口耳交流或者纸笔交往,到了开放的现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市场经济,整个体制的变化,造成语言越来越统一和规范,势必会伴随多样性的消失。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特点所造成的结果,不像物种消失,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所以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一种平行的价值取向,很难说。”

  黑龙江大学教授哈斯巴特尔(蒙古族):我国鄂温克族的语言情况比较复杂,三个方言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说鄂温克语已经陷于濒危状态。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在王峰老家,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学校每周会加一节民族语言的课程。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也明确讲过,语言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在羌语的保护上会出现意见分歧?2008年冬天,孙宏开去巴黎开会,特地带了一个法语翻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组的官员进行交涉,讨论语言能否作为直接保护对象。对方的回答是:语言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公约的条文中间,没有把濒危语言的保护作为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是因为在公约通过时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也不赞成这么做。双方在后来的交流中,非遗组的专家还用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来指代语言与语言产品,“根死了,叶子也就枯了,我也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比喻。”孙宏开心有不甘,但他也承认,“非遗”也是保护濒危语言的一件外衣,“这根政策的指挥棒很厉害,好多地方都在积极申请非遗传承人,而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语言来传承的。”他估算了一下,1/3的非遗项目靠语言传承,还有1/3靠语言的知识和技艺。“苏州话没了,评弹就失去了味道,藏语没了,《格萨尔》又该如何演绎?”

  鄂温克语使用情况比较好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由于他们居住集中,族内婚较多,容易形成鄂温克语的小环境,以及邻里之间、族内之间都用鄂温克语交际,所以,鄂温克语保留较好。

  他们现在会排一些民族舞蹈,即使很小的孩子也会参加。鱼皮服饰、鱼骨纪念品的制作和民族旅游,让刘蕾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励了他们学习民族文化。

哈尼族的学生在上课。 李松梅供图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至今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去西藏地区,当地没有“方便面”这个词汇,人们就用“康师傅”来替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这样,自己的词汇本来就很有限,涉及政治、科技、工业的词汇都是外来的,而随着外来词汇的介入,懂得传统语言的人就更少了。”葛剑雄说,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语言主要靠口头交流,而只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传承书面语言和文字。“通过自然的传承、光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努力,保护和发展濒危语言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鼓励其他民族的去学习、去研究,尤其是人口最多的汉族。”

  黑龙江流域、大小兴安岭等地区是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龙江学界在展开满通古斯语族的田野调查、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的满通古斯语族濒危语言文化学术座谈会在黑龙江大学召开,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学会、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给予了学术支持。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捐赠仪式上说,由于象形文字以表形、表意为主,东巴古籍在传承中有大量的口传成分,因此这也是一项浩大的记忆工程。这些东巴经,将成为研究古代纳西族乃至古代西南民族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专家称中国130种语言中大部分走向濒危;部分本族人员开设微信群学语言,国家出台“语保工程”

濒危语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情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任远:赫哲族是我国东北边疆古老民族之一,世代以渔猎为生,主要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赫哲一词在赫哲语中有下游和东方之含义。赫哲语中的奇楞(狩猎为主的部族)方言和赫真(包括俄罗斯境内的那乃族)方言有相当大的差异。黑龙江边的勤得利以上及松花江沿岸一带为奇楞方言,勤得利以下至乌苏里江一带是赫真方言。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赫哲语主要靠老人口头传承,靠伊玛堪歌手的说唱传承。另外,在长期与相邻民族的交往中,受其影响,赫哲语中带有其他民族借入的词汇。

  党项民族是古羌人的一支,曾经建立过西夏王国,如今党项语已经完全消亡。满语也几乎步了党项语的后尘。专家称,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两个王朝的民族,后代已经没有人会说满语。

李松梅老家的哈尼族村落,据她介绍,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有的将孩子直接带去,有的是孩子放假时去一两次。“城市对孩子们冲击很大,去了之后就不说哈尼语了,觉得土。我跟他们说哈尼语,他们就用汉语回我。”李松梅说。

“如果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

  最早研究赫哲语的是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他于20世纪30年代深入松花江下游,自依兰至富锦、同江、抚远一带实地考察,撰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书中用50页篇幅记录了赫哲语音、赫哲语法。此后,学界对赫哲语陆续展开深入研究。从学者调查材料可以看出,赫哲语的使用特点经历了从会讲赫哲语、汉语赫哲语并用、汉语为主赫哲语为辅到现在赫哲语濒危的过程。

  历史上,大部分民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极少数民族,用汉字转写,如古壮文、老白文等。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为部分少数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创立。但是,当时政策时间很短,1958年创立的白文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

2013年云南省出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成为出台该意见的第一个非自治区省份。条例承认了14个少数民族使用的22种文字,白文成为其中之一。

在贴上濒危的标签后,哪些语言注定难逃一劫,距离死亡边缘又有多远?“现在很难去界定,就算可以,也没人会硬着心肠去推一把。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但是可以积极去讨论,哪些语言不应该消亡?如果消亡了,我们必须追问,它的消亡是谁的责任?”姚大力认为,要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不但要保存下来,而且是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这就需要有一个地方让语言实现它的全部功能。何谓“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他给出了两点判断依据:第一,人口规模比较大;第二,拥有一片历史的世居地。美国唐人街的汉语就不是实现全部功能的汉语,这可以是一个反面的案例。尽管长期有汉人居住在那里,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但美国社会的主流交际语言是英语,当人们讨论一些严肃的学术问题、或者是经济政治新闻时,首选的对话语言并不是汉语,而功能受到限制的汉语就会慢慢衰退。汉语在香港的遭遇也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但由于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系统采用英语教学,其结果就是汉语变得残缺不全,“经过两代、三代,汉语就退化成一种基本的日常用语。”

  参加座谈的有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王宏宇,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副主席吴占柱(柯尔克孜族)等。会议由本报记者曾江和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孟秀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濒危语言问题展开了热烈交流和讨论。

  12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博物馆收到一份特别的捐赠——150卷丽江纳西族东巴经手抄本。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黑龙江大学教授赵阿平(满族):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目前仅有黑龙江省少数满族村屯的部分满族老人(不足百人)能以满语会话。满语是满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深厚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全国现存满文档案史料约三百多万件(册),其中黑龙江省档案馆现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约有二万余卷,有关边疆、民族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丰厚的满族语言文化遗产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珍宝,保护调查现存满族语言文化珍贵资料,发掘研究大量满文档案史料成为专业工作人员承担的紧迫重任。

  中国一共有多少种语言?

拯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 “国家队”加入

“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充满生命力”

  根据《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凌纯声当时接触的赫哲人都会讲赫哲语,书中记录了29类、925个赫哲语单词,还记录19个用赫哲语讲述的赫哲故事,可以肯定当时的赫哲人是掌握本民族语言的。根据1958年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大部分赫哲人已会汉语,在社会交际中用汉语,在家庭交际中用赫哲语,即双语并用。调查者在《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还总结了赫哲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1980年,黑龙江伊玛堪调查小组的调查材料《赫哲族伊玛堪调查报告》指出:40岁以下的赫哲人,只有少数人能听懂赫哲语,至于持民族语言讲话的,则几无一人。五六十岁以上的,也大都使用汉语,只有很少几个老人(包括伊玛堪歌手),还可通晓赫哲语。由此形成了以汉语为主、赫哲语为辅的局面。2012年,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编撰的《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出:目前在赫哲族聚居区,只有20几人会赫哲语,所占比例还不到人口总数的0.5%,而这些会赫哲语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在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松梅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前段时间她做过调查,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能唱我们民族哭嫁歌的人,已经找不出十个。”

“怒族有四个支系,各说不同的语言,阿龙语是最濒危的一种。”孙宏开说,1960年,他第一次去调查,大概有400人能讲。如今只有100人能讲,并且都是老人,讲得好的只有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不讲了。

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戴庆厦认为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问题,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本族人对待母语消亡的态度。以赫哲族为例,这是一个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赫哲语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使用人口急剧减少,语言功能不断弱化。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区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14%,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汉语。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少、居住分散,而流动性大的渔猎经济、高比例的族际婚姻、汉语教学也与之有关。一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实地探访三江赫哲人家,看到的景象是“现在建有双语小学,但除了少数几位老人能说一些,已经很少有能完整讲赫哲语的人了”,其结论是“今天赫哲语已成为严重濒危语言”。

  陈巴尔虎旗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的语言情况不及鄂温克旗人,他们基本上通晓蒙古语和汉语,一般都用蒙古语交际,很少用鄂温克语,所以,鄂温克语的流失情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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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会排一些民族舞蹈,即使很小的孩子也会参加。鱼皮服饰、鱼骨纪念品的制作和民族旅游,让刘蕾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励了他们学习民族文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语言很难被保留下来,或者说,很难避免绝灭的命运。不同人群所讲的语言,差不多每天都在消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这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什么?这是两个概念。”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表示,就像世界上的物种每天在消失一样,所谓的保留,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保存,而是让它们成为人类物种基因库里的一员。“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自然界需要的物种究竟是越来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们没办法奢求保留全部,但总还是希望保持一个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为什么很重要?它是一种文化能够生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一个人群的语言丧失了,那么他们的文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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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口少,大部分与汉族人通婚。交流肯定要说汉语,赫哲语说得就少了。”刘蕾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心校小学教师刘蕾证实了这个情况。

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现状:满通古斯语族各语言处于不同濒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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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在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松梅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前段时间她做过调查,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能唱我们民族哭嫁歌的人,已经找不出十个。”

如何保护濒危语言,有一种主张是不要消极地记录一些词汇,而是积极地预防,尽可能地使用语言,维持它的全部功能,这是理想的发展状态;另一种声音似乎更符合当下的实际做法。“中国语言的多样性正在减少和破坏,在它们消失前记录保存下来,经过整理和规范后,以一种博物馆的形式发布到网上去,作为语言资源与世界共享。”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行分析道,人类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是一个奇迹,很多濒危语言再过10年就没了,语言的保护借助虚拟的电子博物馆延续生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态。

  从1960年开始,他每隔四五年都会去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的丙中洛乡和捧打乡,那里居住着怒族的一个支系“阿龙”。

孙宏开做了60多年的语言田野调查。他举了一个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例子。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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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语保工程已按计划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被姚大力用来解释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我认识的一些蒙古族朋友,认为不会讲蒙古语的蒙古人就不是真正的蒙古人,但是农耕化意味着汉化,随着游牧经济的转变,可能超过一半的蒙古人不会讲蒙古语。我经常劝他们,不能因为你的同胞不会讲蒙古语,而看不起对方。”语言没了,人群的大量文化特征会丧失,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种假设,如果一个人群最终不得不丧失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是否必定会丧失文化的独特性?姚大力的回答是,一种语言对于一个人群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没那么简单。一个族群所形成的某种独特的文化,可以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形成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即便建立界限时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文化特征消失了,界限依然存在,这是因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人为建构的,就算当初取得界限的文化特征没有了,还可以创造另外一些文化特征来维持这个界限。“乾隆年间,满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有两个,一是满语,一是骑射。乾隆以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弱过程,但满人不会据此认为自己不是满人了。”

“除了这样单纯记录保护外,传承更重要。”孙宏开认为,应该成系统地保护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他花8年时间编纂的《白马大词典》,就包括中药、农耕、纺织等各个子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走出聚居地后很难保持母语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如何鉴定一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9项评估指标:代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绝对人口,语言使用者相对人口,语言使用域的走向,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官方语言态度和政策,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现有记录材料的种类和质量。前6项考察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分为安全、不安全、确有危险、很危险、极度危险、灭绝六个不同等级。“经过这些年的识别工作,中国语言的种类一直在增加,最近的数据是136种。”孙宏开表示,真正充满活力的、划分在安全级别的语言不多,约有七八种,处于极度危险的数量相当,已经灭绝的有两三种。他提到了自己写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曾被翻译成4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那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壮语、彝语等,而属于濒危语言、灭绝语言的两组数据似有偏差。列入“濒危组”的成员近20位,包括阿侬语、赫哲语、塔塔尔语、图瓦语、仙岛语、泰耶语等;“灭绝组”则有满语、木佬语、哈卡斯语、羿语、巴则海语等8种语言,其表现为——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绝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语言;母语已经无人使用,仅仅保存在个别老年人的记忆里或者文献里;仅有个别人知道母语,但已经没有人再来用它作为交流和交际思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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